孙殿英被解放军俘虏后，押送到了刘伯承司令的指挥部。刘伯承立即亲手给他松绑，并对众人说：我们不应该忘旧情，抗战时，孙段英是一个军长，在八路军129师惩罚磨擦专家朱怀冰时，他曾让过路，热情地请首长吃过饭，以后又主动送给八路军一些枪支弹药。
在民国乱世的军阀谱系中，孙殿英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。
他的人生轨迹难以用简单的“忠奸”或“正邪”来界定。
更像是一幅在灰色地带反复涂抹、充满矛盾与投机色彩的浮世绘。
他既是恶名昭彰的“东陵大盗”，也是曾在赤峰浴血抗日的将领。
他先后投靠张宗昌、蒋介石，又在抗战后期与日伪暧昧不清，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被俘。
而他被俘后所受到的待遇，尤其是刘伯承“不忘旧情”的一席话，更是成为解读历史复杂性与政策灵活性的一个经典。
孙殿英的“出道”源于其精明的江湖生存术。
早年在军阀张宗昌麾下，他凭借善于钻营、拉拢关系的本领，从底层一路攀升至军长职位。
1928年，眼见北伐军势大，他审时度势，转身便向蒋介石输诚，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，驻防河北蓟县一带。
就是在这里，他犯下了令其遗臭万年的罪行——盗掘清东陵。
1928年夏天，他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陵区，用炸药粗暴地炸开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地宫。
墓中随葬的无数奇珍异宝被洗劫一空，甚至帝后遗体也遭毁损，举世震惊。
末代皇帝溥仪及清朝遗老悲愤至极，强烈要求严惩。
深谙民国官场潜规则的孙殿英，将盗得的珍宝中最上乘的部分，如乾隆朝珠、翡翠西瓜等，用于打点蒋介石、宋子文、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权贵。
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案，最终在“查无实据”的敷衍中不了了之，孙殿英本人逍遥法外。
此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无视道义、胆大妄为，同时又精通利益交换的乱世枭雄本色。
可明明是同一个人，在民族大义面前却曾有过截然不同的表现。
1933年，日军进犯热河，驻防军总司令汤玉麟不战而逃，全省迅速沦陷。
在一片溃退声中，率部驻扎赤峰的孙殿英却选择了抵抗。
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，装备简陋，但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，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说，并进行了认真的布防。
赤峰城外，他利用地形设伏，与日军展开激烈交火。
城防战中，他亲临一线督战。
所部官兵在装备火力远逊于敌的情况下，凭借顽强意志坚守阵地七天七夜，迟滞了日军攻势，给予侵略者一定杀伤。
最后在赤峰县长等地方人士劝说下，为免全城遭屠戮，他才率残部突围转移。
这段“赤峰抗日”的经历，让他一度成为报纸上的抗日人物，也为他的人生添加了一抹复杂的光色。
整个抗战期间，孙殿英的立场始终在摇摆。
他一度接受共产党的统战工作，与八路军保持一定联系，甚至有过赠送弹药、为过境部队提供方便等举动。
这也是后来刘伯承提及“旧情”的由来。
但随着局势变化，为保存实力，他又接受了汪伪政府的番号，美其名曰“曲线救国”。
日本投降后，他迅速“反正”，被蒋任命后，驻防豫北重镇汤阴。
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。
1947年春，刘邓大军发起豫北战役，兵围汤阴。
孙殿英依托多年经营的坚固城防，深沟高垒，碉堡密布，企图负隅顽抗。
解放军一面军事打击，一面政治攻心，曾用“信炮”将劝降信射入城内，但孙殿英犹豫不决，幻想援军。
直到城外援军被歼，城内弹尽粮绝，防线在解放军的勇猛攻势下最终崩溃。
1947年5月1日，解放军从东南角攻入城内，孙殿英在核心地堡中被俘。
被俘之初，孙殿英自忖罪孽深重，尤其是盗陵一事天下共愤，加之顽固抵抗，内心极度恐惧。
甚至一度请求押送人员给他注射麻醉剂以求“速死”，免受“公审羞辱”。
情况却出乎他的预料。
刘伯承亲自为他松绑，并当着众人的面，有意抬高了他。
这些旧情，我们共产党人不会忘记。
这番话，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，更是高明政策的具体体现。
它严格区分了孙殿英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行为。
刘伯承还请他吃了饭，叮嘱押送人员务必保证其人身安全，防止被愤怒的群众报复。
此后，孙殿英被送至后方武安看管。
解放军对他个人生活也给予了人道主义照顾，考虑到他长期吸食鸦片成瘾，甚至还特地为他购买鸦片以缓解其戒断痛苦，并积极为其治疗。
这种以德报怨、极其宽大的处理方式，与国民党宣传的“共产党杀人放火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极大地震撼了孙殿英本人，也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，为后续大批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创造了心理条件。
奈何长期的腐朽生活早已侵蚀了孙殿英的肉体与精神。
在押期间，他虽表示悔过，但终因鸦片毒瘾深重，加上多年征战积累的疾病，于1947年秋病逝，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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